典籍《周易》，怎样的一部奇书

一、弥纶天地之道

说《周易》是一部奇书，首先奇在它对天人关系及社会关系的探究。整体来看，该剧引乾坤《大象》，辅以革鼎《彖传》展开全局。以《周易》的内容、思想为横坐标，以“三圣演义”为纵坐标，经纶天地之道，明察万物之理。什么是“天地之道”？借《易·系辞》里的话讲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天道刚健有为，地道宽厚博爱。什么是“万物之理”？自然是尊天地之道，明四时之序，生生而不息。这套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的宇宙框架模式，可以用《易》卦来演示，爻辞、象辞来阐释，系辞来延伸。卦爻彖象之义备，而天地万物之情见。演示易卦的圣人，也完成了人与自然，人与人，再到自我内心的升华，如同史书所述，文王拘而演周易，推天道以明人事。所以说，中华文明始于“天道文明”，践行于人文关怀，故“敬天爱人”之道，源远流长。

节目组指出：“一部《周易》从思辨的哲学高度，揭示出先民对自然、社会、人文整体和谐的探索，集中表达了中国文化的理想境界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”。这段话给予了《周易》很高的评价，并肯定了其思想高度，易卦爻辞无不思辨，如《乾》《坤》之定位，《否》《泰》之转化，《剥》《复》之往来，再如《革》《鼎》之转变。都于思辨之中求探索，见革新，自然、社会、人文的和谐，不外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布施；中华文化的理想境界，也不外乎追求真善美的结合。关于天文、地文、人文的和谐，真、善、美的有机统一，也是古代思想家长期讨论的三个基本命题，即：“天人合一”、“知行合一”、“情景合一”。

用汤一介的话讲：“天人合一”是讨论“真”的问题；“知行合一”是讨论“善”的问题；“情景合一”是讨论“美”的问题。“真”究天人之际，“善”求心中之法，“美”化诗词境界。所以，几千年来的经济、文化都在趋向“三个合一”。“三个合一”恰好体现了《系辞》里的“三极之道”。圣人设卦观象，借古鉴今，知进退、言变化，皆六爻之动，三极之道也。三极者，有三光日月星，有三才天地人，三生万物通天地，故能与光同其尘。如果一个人能深明变化之道，开物以成务，自然能同三光而永光。

伏羲、文王、孔子穿越时空的对白（剧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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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演易之纵深

《周易》之奇，还表现在其与古之圣贤的人生阅历有关联。不忘来处，明知去处。 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记，《周易》的形成是“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”。“易历三圣”贯穿剧目始终，三圣者，上古伏羲氏、中古周文王、近古孔子。伏羲氏仰观俯察，远取诸物，近取诸身，以类万物，探究万物始终的规律。周文王上承伏羲之画卦，在八卦的基础上推演六十四卦，周公补做爻辞。孔子又承周文王父子之作，撰十翼（文言、系辞上下、大小象、彖辞上下、说卦、序卦、杂卦）以明事理。是故君子居者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以观其变……这里面既有伏羲画八卦的传闻，也有周文王被拘，在狱中演易的故事，还有孔子周游列国，遭遇种种，结合自身经历写《易传》的传奇故事。

从节目编排来看，通篇比重，多在《易传》。用学者刘震的话讲：“正是由于《易传》的出现，促使《周易》从占筮之书转为义理之学，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，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，孔子站在人文的角度上，对此前的《易经》进行了一种创造性、提升性的转化。”这段话首先承认了《周易》从占筮走来，而孔子站在人文的角度，对其装修升级。《周易》从占书到哲学典籍，无疑是一次华丽的转身。难道易卦爻辞中就没有哲理吗？当然不是，什么亢龙有悔、否极泰来等，尽显哲理，专家之所以没有明言，自然考虑到节目编排所需，既然是戏剧片，就不能等同于学术，引入三圣演易、讲易的故事，不仅引人入胜，而且加深了观众对圣人人格魅力的向往。

三、卦符、卦爻之思辨

周易之奇，还表现在卦符与卦象。套用卦符、卦画、卦象自成一体的书，世界上恐难找出第二本。实际上，该剧也演绎了《周易》成书之不易。先后探讨了三个重要问题。一是《周易》从何而来；二是《周易》是本什么性质的书；三是孔子有没有读过《周易》。《易》从何处来？换句话说，《周易》的作者是谁？这个问题，实则是对易卦符号的界定，易卦符号的来源，学界尚无定论。节目组则倾向于“易历三圣”的说法，即伏羲仰观俯察而画卦，周文王、周公作爻辞。

关于伏羲画卦与《周易》卦符的起源问题，大致有这么四种观点：

一是卦符源自天文观象，符合《易传》伏羲氏仰观天象之说；一画开天，无极而太极，阴阳两仪，串联时空。该剧就探讨了阴阳符号和二进制的关系，但有瑕疵。这一关系，唐明邦在“世界名人论《周易》有感”一文讲得很清楚。唐明邦表示：“康熙年间，传教士白晋将他获得的《周易本义》寄给好友莱布尼茨。莱布尼茨见《周易本义》卷首所载的《伏羲六十四卦圆方图》十分惊喜。写信告诉白晋，说这幅易图所显示的阴阳符号互变原理，同他所发明的二进制原理‘完全一致’。莱布尼茨称《周易》为上古遗留给后世的‘珍贵纪念品’”。可见，八卦阴阳符号与二进制原理有共性，而不是莱布尼茨依据“伏羲卦图”发明了二进制，这一点，或可商榷。

二是卦符与河图洛书有关。如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现的大量彩陶，专家认为，“许多彩陶上有奇怪的乳白色凸起点，三个一组或六个一组，形状有三条杠，或三个点。”“还有一个由六杠‘白条纹’组成的图形。这些由点点组成的图案正是展示了《易经》的河图、洛书的信息。”这种说法与卦符源于数字的说法相近，而“易源于数”的说法，又与数字卦演化卦符的方式相类似。

三是卦符与数字卦有关联。丁四新认为，数字卦的研究回答了两个问题：首先突破性地断定所谓商周甲金文“奇字”为筮数或易卦，提出易卦源于筮数。其次对《周易》的阴阳爻画其源于一（七）、八两个筮数进行了论证，由七八而九六，此论也颇见争议。有学者则认为，《周易》的写作与卦符无关，这一推论建立在数字卦研究的基础上。

四是卦符源自龟兆，与占卜有关。出土的殷商甲骨，它的灼烧裂痕如同兑（☱）、巽（☴）、离（☲）等卦卦符，卦符或与其有关联。总之，各家有各家的说辞，谁是谁非，难以裁决。

我们再说说《周易》卦爻辞的作者，《周易》是谁写的？大致有这么几种观点：一是李镜池等人认为，《周易》出自周朝卜官、史官之手，非一人一时之作。因卦爻辞中有周文王之后的历史人物故事，如“箕子明夷”“康侯用锡马蕃庶”等；二是周文王做卦辞、周公做爻辞，这种说法见于《史记》《汉书·艺文志》等，史料文献均可佐证；三为较小众的说法，即周文王的辅佐者南宫适（音括）、散宜生等，节目中就提到了《史记·周本纪》的文王“四友”，也有南宫适等辅佐文王的情节，至于此类推论，可参考黄凡、谢宝笙等学者的论述。就这个问题，笔者更倾向于李镜池等人的观点，《周易探源》对此做了详细解读。

既然《周易》作者尚未定论，那定位《周易》是一本怎样的书，就有诸多干扰因素。这好比一道菜，只知属于何菜系，但不知道谁主厨，其手艺如何，如何配料等，不得而知。鉴于此种情况，只能以传解经，所以专家指出：“正是由于《易传》的出现，促使《周易》从占筮之书转为义理之学，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，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……”这一观点，林忠军在其《周易概论》中早有论述，林忠军明确表示：“《周易》包含了二重性，一方面在历代统治者加封之下，其理论指导作用日益显露和光大；另一方面，民间术士不断更新，完善筮法体系。一直到今天，《周易》二重性还是十分明显。”其实，从易学史的发展来看，《周易》的功用变化较为明显，从占筮到义理，经过了象数之演变，王弼扫象而趋理，再经程朱理学、陆王心学的延展，最后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，说得高大上些，就是从易占走向了”易哲”。不得不说，从占筮中走出一部经典，也是典籍史上的一道奇观。

孔子杏坛讲易（剧照）

孔子与《易传》

《周易》的奇特还表现在经传思想差异之争。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为何不能完美衔接？是不是有人借《易传》宣传自己的立场，《易传》的作者是谁？该剧为此敲定了一个重要问题，并说明，孔子读过《周易》。帛书《周易》出土之前，钱穆等学者认为，孔子没有读过《周易》。而帛书《周易》中记载了子贡向孔子请教《易经》的对话，这让“孔子不曾读《易经》”的说法不攻自破。而且，专家组还表示：“相传，孔子晚年，在杏坛讲学，删述六经作为教材，而这当中《易经》成为孔子最重视的典籍之一”。“相传”两个字用的很妙。说白了，孔子有没有作《易传》，或只参与了部分《易传》编纂工作，仍有待商榷。不过，有一点可以确定，《易传》出自孔门儒生之手。

既然孔子看过《周易》，《论语》也可见孔子学易之勤勉，加之《易传》出自孔子弟子之手，那么《易传》成书年代的问题大致可以确定，故《易传》成书于战国后期或秦汉时期的说法，也不攻自破。

正如北师大教授李山所述：“《周易》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典籍之一，就承载着中国人感知世界、总结规律的思想成果，指导着中国人立身处事的准则。”时至今日，我们迎来了研究《周易》最好时代，无论史料文献，或是海外版本（含数字版），也或是强大的学术机构团体等，都远超之前。所以，我们对《周易》的研究，在回归中必然见革新。在研究文本的同时，也要结合实际，与时俱进，探究适宜于当下的立身处事之准则，并以此为指导，传承“道统”，学以致用。故周易之奇，还体现在，它历经历史巨变，仍然生生不息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