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座趣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经验

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，为支持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活动，23日，我们在湖边草书店举办了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经验》专场讲座。主讲人一位是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•米吉提，另一位是回族作家李士杰。适时，主讲人和听众积极互动，现场气氛热烈。

现摘取讲座若干片段，与您一同分享、倾听少数民族作家搞文学创作的所思所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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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克拜尔·米吉提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经验和今后搞文学创作应该注意的问题。用佤族女作家董秀英和水族女诗人石尚竹的成长之路举例说明：文学创作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的。

艾克拜尔·米吉提回忆1982年4月《民族文学》举办滇池笔会，云南省作协推荐她参加笔会。由于佤族历史上还没有一位书面文学作家，准备培养她。当时她是佤族少有的大学生之一——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，正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作民族语播音员。当为期一个月的笔会临近结束时，我作为责任编辑向惟一一位还没有交稿的作者催要稿件。没想到董秀英哭了，而且哭得很伤心，她抽咽着说：“艾老师，我写不出来，不知道怎么写……”

我安慰她，让她平静下来，讲一讲她小时候的亲身经历，就是那些迄今难以忘怀的故事，我想替她把握一下，看看其中有没有作为文学素材的可能。

她讲了几则故事，其实并不完整，就是她小时候的亲身经历。我一直静静的听着她的述说。忽然，出现了一个亮点，一个闪光点。她说，小时候，在阿佤山和小朋友一起在小溪边玩耍，七八岁了，自己还没有衣服穿，赤裸着身子和男孩子们一起玩，她总是幻想着，要是能从小溪里漂来一条筒裙多好，她可以立即穿在身上。

我对她说，这就是小说，写出它来，题目就叫《河里漂来的筒裙》好了，会成为一篇很好的小说。后来，几经我亲手帮她修改，这篇小说终于发表在《民族文学》1982年第9期上。可以说，在佤族历史上第一篇小说就这样诞生了。其实历史往往是在不经意间产生和发展着的。

董秀英从此创作渐入佳境，写出了《马桑部落的女人》等一批优美的作品。佤族书面文学史也由于董秀英的出现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
遗憾的是，1996年12月，董秀英在当选为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，即将赴京出席大会前夕，因患肝癌英年早逝。时年四十九岁。闻此噩耗，我当时的心情无比沉痛。我甚至有一种悲哀——我以为，佤族千百年来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董秀英，佤族书面文学刚刚绽放出一朵鲜花，就要这样凋零了。这种悲哀伴随了我多年，甚而成为一种隐忧。要知道，对于书面文学发展史相对滞后的民族来说，出现一个作家不易，失去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。不过，我一直默默关注着来自阿佤山的稿件，渴望读到出自佤族新秀之手的作品。

再例如：新中国成立前，水族没有形成自己的作家队伍，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水族文学青年石尚竹、石尚彬等等。在这支水族文学创作队伍里，石尚竹是最先取得成就的女作家。1981年以来，她陆续在《贵州日报》、《山花》、《民族文学》等报刊上发表作品。诗作有《淡蓝淡蓝的野葫芦花开了》等。

石尚竹的故乡离县城50多里外的山旮旯里。故乡的山水使她着迷,故乡人的生活之艰辛令她吃惊。全家人省吃俭用给她凑了学费,让她去读书。当父母无法再负担她的费用的时候,她便提着小篮上山摘红刺果到市集上换钱交学费，

现在，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作家协会都有了自己的会员，他们有的是本民族的第一位作家，有的是本民族作家群的代表，有的已经在全国和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以他们的民族气质、天然悟性、文学良知和优秀作品，拓展和扮靓了新中国的文学版图，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奋力前行和文明开放的脚步，成为中华文苑不可或缺的姿彩，蔚为中国文坛绚美的奇观。

为数众多的民间歌手和民间诗人既是传统民间诗歌资源的保存者，又是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者，在少数民族诗歌由集体的“民间歌唱”到诗人的“个人书写”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，是少数民族诗歌实现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枢纽。他们的作品由于多是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的口头传唱，因而诗歌的民族特色浓郁，韵律和谐，节奏感鲜明，为各民族广大人民所喜爱。

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而跃上诗坛的有一大批诗人。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彝族的吉狄马加，藏族的班果，白族的粟原小荻，蒙古族的阿尔泰，等等。

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。各少数民族诗人对本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生活的描绘，对少数民族文化中独特心理素质和感情的表达，对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文学题材和民间文学形象的选取和再创造，对民间诗歌形式的借鉴和运用，对中外诗歌艺术资源的学习和吸纳，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成绩斐然，风格多样，异彩纷呈。形成了各少数民族诗人不同的诗歌风格，并使得当代少数民族诗歌成为了中国诗坛中有着独特文化血液的、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，随着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和方法的进入，我国走进多元文化冲撞、沟通、对话的历史新时期。加之通讯传媒的便捷迅达，各民族文学作家都能呼吸到信息与语义的新鲜空气，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。这也正是张扬自己优长，感知自身短缺，激发创造力，用他山之石打磨自身，发展民族诗歌的大好机遇。优秀的民族作家们不仅热爱自己的民族，也同样把炙热的爱献给了祖国，并且有开阔的世界视野。他在认同自己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同时，也认知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。

当代满族小说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京味儿特色。京味儿一向是北京地域文学的重要特征，它实际上是民族、地域文化融合的产物，尤其是满汉文化的交融，满族文化对其美学风格、主题意象、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回族作家李士杰会长也谈到我国回族作家的写作特点。一是用汉语写作，二是内容独特。例如霍达等人的小说，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章节。霍达的《穆斯林的葬礼》在相当广阔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，通过一个穆斯林家庭近60年间的人生命运，爱情悲欢，探索了穆斯林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轨迹和特点。充分展示了穆斯林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冲撞与融合，回族和汉族曲折复杂又不可分割的丰富感情。

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也给汉文学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力。如何从创作现状、艺术机理和文学发展的各个向度，科学地观察梳理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关系，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学的综合创新，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史，是时代和读者的呼唤。

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的：“文艺工作者要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”的指示。写好北京的故事、团结湖地区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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